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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民法领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安全如隐私权一样适用有关人格尊严的规定，因此《民法通则》第101条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也可以视为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而民法领域对个人信息比较明确的规定出现在2014年最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第14条和第29条分别从消费者权利以及经营者义务两个方面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予以明确的保护，同时还在第50条、56条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再次，在刑法领域主要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其中第七条的规定对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作出了规定，但前者的行为主体只限定于“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并未将企业或公民个人纳入其中，同时该条也未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做出具体的界定。
最后，为了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在2000年和2013年出台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均明确表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工信部出台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部门规章对公民个人信息收集、保障措施、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做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尚未明确“主管部门”究竟为何部门，因此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2.2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执法监管现状
首先，我国尚未成立专门负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监管机构或者部门，且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也未具体确定，于是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当公民在其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后寻求救济时，多个行政机构之间相互推诿，大大降低了行政执法的效率。
其次，从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来看，行政机关的监管方式大多采取的是一种事后监管的方式，然而事后监管很难做到对存在的风险进行防控。同时由于个人信息具有无形性，又通过网络传输，导致了侵权行为调查取证难，只进行事后监督难以及时发现侵权行为并做出有效反应。
最后，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案件来看，行政机关并没有形成对涉及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行为的有效监管，往往在发生大规模的个人信息泄露后，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从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虽然规定了一些诸如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等常见的行政处罚措施，且处罚力度较轻，往往行政处罚不具有威慑性，多数案件最后都是以刑事处罚终结的。
